说到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这个名字，或许会有许多朋友感到陌生。但说到他的作品——《末代皇帝》，相信你一定会有所了解。这部电影长达2小时35分钟，也就是这段时间，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的传奇一生。
溥仪这个人，很难简单地用好坏来定论。他自小便是皇帝，自以为拥有一切。但是民国政府和日本人用洋枪大炮向他示威。在五千年历史上，他是个罕见的“三起三落”皇帝，曾经三次称帝：满清的末代皇帝，张勋复辟时称帝，“满洲国”称帝；又三次投降：向民国投降，向日本人投降，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投降。
总体来说，溥仪可看作是一个没什么能量，也没有个准确想法的人，或者说就是一个庸人，有点无知。不错，他也曾想做一番大事，例如投靠日本，以雪孙殿英盗挖祖坟之仇，但是他自身没有能力，那些接近他的人，只是想利用他。
电影从中年溥仪被捕后开始。他以战犯的身份被押送回中俄边境的火车站。画面内烟雾缭绕，战犯和押送战犯的士兵都是统一的铁灰色，观众只能在那面巨幅毛泽东的壁画上找到一丝色彩。
这些讲究的细节，平铺的节奏，为观众呈现了溥仪私人回忆的“现在时”画面。在这一幕精心设计的开场里，细节展现人物心理，环境刻画叙事背景，颜色渲染主题情绪。在几乎无声的铺陈里，押送兵的锤门大喊打破了平静。“开门！”这熟悉的呐喊，这似曾相识的声音电流般激起了溥仪对于自身经历的回忆。于是，一声“开门”的呐喊将眼前的现实画面拉回到故事的起点，溥仪的幼年登基。
作为观影者，看到这样的镜头转换是值得为之叫好的。我们在亲身经历里也一定有过相同的感受：一个似曾相识的事物，声音，场景都会让我们在现实的一瞬间内跌入回忆的深渊。这样的场景切换除了能让相同的感受启发观众的独立思考外，电影“倒序”和“插叙”的叙述结构也生动地展现了溥仪那被“自我回忆”与“被迫回忆”占据的生命。
基于中国人骨子里“一日三省”的习惯，溥仪面对“我不明白”时，眼界和经验的封闭让他只能诉诸于对过去的回忆而寻求对现实的解释。在溥仪“从皇帝变成公民，从困兽变成凡人”的过程中，他是否能得到他期待的答案，我们也不敢轻易猜测。人们把关乎真实的“纯回忆”变成脑海中的移动画面的过程是十分浑沌的，犹如湿润大气遇到微尘颗粒最终凝结成雨水降落人间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云朵和大气的存在，但我们看到、摸到、感到的都只是身边的雨点。
对于这一点，电影中溥仪第一次走出紫禁城的画面让我感受颇深。1924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进入故宫，向溥仪一家下达了驱逐出宫的最后通牒。在溥仪戴着墨镜走出城门的那一刻，城楼上升起了一面军旗。人们都在欢呼，城楼上的旗帜宣告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帝被彻底推翻。溥仪安静而贪婪地看着城门外的这一切，他看到城墙根上趴着的几头骆驼在无聊地嚼着干草。那画面就跟他三岁进入城门时看到的一样：那几头瘦黄的骆驼似乎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只是这两幅画面间已相隔了几十年，政治变革也发生了好几遍。溥仪在这一刻，被回忆的雨点打湿。
溥仪的一生都活在回忆的画面与现实所见的交织里。尤其是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劳动改造下，溥仪一直在用回忆的方式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批判与否定。在意识形态的几次大扭转之后，溥仪在回忆过去时还能否得到真实的画面呢？保罗·利科认为回忆的画面是人类最为形而上的存在状态，是一种个人意识对外在世界的主观感受。关于溥仪私人回忆的画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记忆”，有多少是主观的“想象”，我们不得而知。但关于这些画面的再现和收集，无疑是让更多人快速了解那段历史的最好方式。
回到电影上来。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导演以全新的视角，在两个多小时中讲述了溥仪的一生。在电影中，溥仪不再是我们一直理解的那个罪人，而是一个无知、本性中还有一丝善良的庸人。历史狂潮将他卷来卷去，他无能为力。
溥仪的后半生，不可避免的提及那个年代。油头粉面、大腹便便的管教干部，疯狂的忠字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电影中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看到此处，心中仍不免惴惴。
他痛哭流涕追乳母，失魂落魄追婉容，但始终追不回那昔日辉煌的时代。他反抗太监偷窃文物，反抗日本傀儡操控，但终究反抗不了自己跌宕唏嘘的命运。须臾一世，只有那皇座下藏着的蟋蟀，还认得他是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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